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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把CT“搬”上车,开到西部去——飞利浦移动CT公益项目背后的医疗可及性探索

央视网消息(记者:周瀚石 胡悦)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全球健康科技企业飞利浦第九次赴约,以“创新于心,关怀众享”(Better Care for More People)为主题集中展示近 60 款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而在 BlueSeal Horizon 3.0T 无液氦磁共振、Verida 超光子代谢 CT 这些“硬核”首发新品之外,展台上另一场并不喧闹的签约,或许更接近这家公司使命的原点。

进博会期间,飞利浦携手飞利浦基金会(Philips Foundation)及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共同宣布推进移动 CT 公益项目:通过搭载飞利浦 CT 设备的移动医疗单元,将疾病筛查服务延伸至中国西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重点支持肺癌、结核病等疾病筛查,并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其他适宜的 CT 检查。

移动CT公益项目捐赠签约仪式现场

这是飞利浦在中国首次探索将大型专业医疗影像设备应用于移动公益医疗服务。一台 CT、一辆 CT 车、一笔启动资金、一个五年愿景——这个源自飞利浦中国员工的创意,如何从展台走向西部高原?记者就此专访了飞利浦基金会负责人萨益宁博士(Dr. Bahaa Eddine Sarroukh)、飞利浦大中华区副总裁杨冬岚、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冯长林。

十六个小时,是看病路上绕不过的距离

“对许多人来说,到大医院做一次筛查或诊断,路上要花十六个小时。”

萨益宁向记者复述了签约仪式上一位地方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同志的话:偏远乡镇的居民先要花十个小时到达县城,如果病情严重、县里没有能力治疗,还要再花六个小时转往市级医院。

十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要么干脆不去,因为这可能搭进去一两天的工;要么一拖再拖。”而医疗上的延误可能是致命的——病情加重、变得更复杂、更难治疗,费用也随之上升。萨益宁以脑卒中为例:卒中的救治高度依赖“黄金时间窗”,必须在发病后数小时内完成评估和干预,如果患者距离有救治能力的医院需要十几个小时,再先进的技术也鞭长莫及。

这正是移动 CT 的价值起点:不是让患者走向设备,而是让设备走向患者——通过移动医疗单元,把原本集中在医院的影像检查服务主动送到偏远地区居民身边,支持重大疾病的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这一构想本身也带着“来自一线”的基因。飞利浦基金会面向全球员工发起首届“社会影响力奖”(Social Impact Award)征集,鼓励员工立足当地医疗健康需求提出改善医疗可及性的方案。飞利浦中国员工提出的“把 CT 装上车、送到边远地区”的创意,最终从全球方案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这个创意带有五年愿景,既有需要突破的创新,又深深扎根于本地。”萨益宁说。随后,飞利浦基金会提供 CT 设备及项目资金支持,飞利浦中国贡献医学影像、临床应用及技术服务方面的专业能力,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依托其“健康梦想·早安计划”统筹项目实施与日常运营。

光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选择移动 CT,而不是更传统的设备捐赠或资助建院?

萨益宁的回答,带着一家在全球支持了 400 多个健康项目的基金会的全部经验:“单靠技术本身,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要真正改善医疗可及性,还需要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建立可持续的医疗服务模式。”

在肯尼亚,飞利浦基金会支持的孕产妇健康项目,把便携式超声设备、数字化辅助决策工具与当地助产士培训结合起来,帮助偏远地区的孕妇更便捷地获得产前检查。“不仅是把设备带到当地,更重要的是提升当地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并帮助孕妇获得必要的后续医疗支持。”设备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解决方案必须因地制宜。

这些经验也为中国的移动 CT 项目提供了借鉴: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居民前往医疗机构接受影像检查,往往面临较高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而在冯长林看来,医疗资源的差距,归根到底是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差距。“健康中国”建设强调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正是重要基础。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十六年来扎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聚焦“一老一小”健康需求。根据长期在基层的实践,冯长林把最迫切的健康缺口概括为两点:

第一是“筛不出”。一些县乡地区缺乏先进的医疗检查设备,疾病筛查和早期诊断能力相对薄弱。居民若要排查重大疾病,往往要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高,容易导致筛查延误,“小病拖成大病”。他算过一笔账:“预防上投入一块钱,后面可以为公共开支节省五块钱。”

第二是“诊不了”。即使设备到位,也不意味着当地就具备了相应的诊疗能力。偏远地区居民居住分散,组织动员本身就是一道门槛;同时还需要当地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让设备、人员和医疗服务流程相互配套”。

“移动 CT 项目正是希望回应这些实际需求——把筛查服务送到县乡、送到偏远地区居民家门口,并联合当地医疗机构开展疾病筛查及后续诊疗衔接。”冯长林说。

“最后一公里”:五个环节,缺一不可

公益捐赠常被质疑“一次性”难以为继。对此,冯长林的态度很明确:“签约只是起点,公益慈善的价值不能止于一次捐赠。”

他总结了打通医疗公益“最后一公里”的五个环节:基层承接、设备到位、能力跟上、救助基金兜底、政府动员——五个环节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而联益基金会承担的角色,就是把这些环节组织起来、连接起来。

“最后一公里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城市里一百公里的成本。”冯长林说。以车辆为例,并非所有 CT 都能装车,车载使用需要符合相应的技术和审批要求;此次选定的 CT 符合车载条件,也能适应高原地区的使用需求;但即便采用紧凑配置,对车辆的承载能力、内部空间和运行条件仍有很高要求,车身还要尽量短,才能适应高原复杂的山路;CT 运转还需要大功率电力支持,供电方案必须同步配套——“移动 CT 项目并不只是简单地把一台 CT 装上车,更重要的是让它能够到达偏远地区,并在当地安全、稳定地运行。”

这样的经验并非凭空而来。2014 年,联益基金会曾向青海玉树捐赠一辆移动体检车,设计时特意缩短车身以适应高原山路,此后这辆车深入约 3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55 所乡村小学,为约 1.7 万名学生完成体检。基金会还在平均海拔约 4000 米的高原地区支持建设了 10 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累计救助近 1 万名孩子;十年间还通过慈善资金与国家医保相结合的方式,累计救助了 2 万多名先心病患儿;2026 年,又为 5 万名民族地区老人提供了视力检查及老花镜配发服务。

采访中,冯长林讲起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故事。2019 年 3 月,青海玉树遭遇雪灾,一名胎龄仅七个多月、出生体重只有 1 公斤的早产儿,在基金会支持建成的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度过了最初 20 天的危险期。趁着天气允许转运的窗口,北京、新加坡、西宁、玉树四地医疗专家连夜协作,一辆四轮驱动救护车晚上 11 点出发,历时 13 个小时、跨越约 800 公里抵达西宁,最终挽救了这个孩子的生命。

“这个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在偏远地区开展医疗公益,不能仅仅依靠一台设备或一次捐赠,更需要当地医疗机构、专业医护人员、转运保障和各方资源的紧密协作。”冯长林说。

可持续性,要“设计在先”

“可持续性必须从一开始就设计进去,而不是事后补救。”萨益宁强调。

这种“设计在先”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项目不是只服务某一家医院或某一个地区,而是计划通过与不同地区医疗机构的合作,让移动医疗单元在中国西部多个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巡回开展筛查,随着公益车在不同地区巡回,相应的医院提供医生力量,本地诊疗能力在项目推进中逐步生长。其二,项目不另起炉灶、不建一条与现有医疗体系平行的通道,而是嵌入当地医疗服务体系——疾病筛查只是第一步,筛查出问题的患者,在体系内转诊、随访、被持续管理,避免筛查与后续诊疗脱节;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家庭,还有慈善资金发挥补充作用,避免因病返贫。其三,项目重视效果评估与经验积累,通过持续跟踪实施情况,优化服务模式,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医疗需求和实施条件,探索进一步拓展覆盖范围的可能。

“我们不是给了技术和资金就转身走人,而是持续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在需要更多支持时及时补位。”萨益宁说。

从“设备可及”到“能力可及”

在杨冬岚看来,技术创新的价值不仅在于设备本身的突破,更在于能否回应实际的医疗健康需求。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医疗机构需要在有限资源下提升诊疗质量和效率,而 AI 的价值在于融入影像处理、数据分析和临床工作流程,帮助医护人员减少重复性工作,把更多精力投入诊疗与患者关怀。

本届进博会首发的 3.0T 无液氦磁共振,通过创新的全密封磁体技术将液氦使用量从上千升降至约 7 升,让设备大幅“瘦身”,也降低了对部署条件的要求。“移动 CT 设备推出后,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移动核磁共振。”杨冬岚透露,这款设备正在注册中,期待明年下半年上市,也期待未来应用到公益项目中。而更长远的设想,是把移动超声、车载磁共振等技术整合成“移动医院”式的解决方案——飞利浦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拥有较为完整的解决方案,涵盖心脏超声、核磁共振及影像引导介入治疗等环节,可以为基层提供更丰富的检查和诊疗服务。

但她也强调,移动医疗的发展不只是把设备集中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医疗机构真正具备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智能化、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专业培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设备操作与临床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通过 AI 辅助和远程协同,让大城市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结成协作关系,甚至在诊断和介入手术中远程参与——“从‘设备可及’走向‘能力可及’,让优质诊疗能力真正延伸到有需要的地区。”

一辆移动 CT 车背后的三方接力

冯长林把此次合作概括为三种力量的汇合:企业基金会的公益资源与专业优势、本土公益组织的执行能力、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组织保障。“这种合作模式的价值,在于各方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资源互补。”

萨益宁则将企业基金会的角色定义为“催化者”:一些具有社会价值的医疗技术或服务模式,在早期尚不具备大规模商业推广的条件,基金会可以通过早期资金支持、技术资源和合作伙伴网络,帮助创新模式在实际环境中得到探索和验证,再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走向规模化。“一家了解实情的本土公益组织、一家提供催化资金的基金会、一家提供设备的技术公司——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配方。”

谈到“健康中国”建设,萨益宁认为有两个重要契合点:一是推动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从疾病发生后的诊疗向早期筛查和预防延伸;二是提升医疗公平性,让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地区的人群,也有机会获得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我们也希望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全球其他有类似医疗需求的地区。”

据了解,目前项目运行地区仍处于意向阶段,各方将在依法合规完成项目备案、车辆改装等准备工作后,逐步推动项目在中国西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落地实施。未来,这辆移动 CT 车计划在不同地区巡回服务,让疾病筛查走到更多群众的“家门口”。

“我相信这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杨冬岚说。采访结束时,受访者与记者约定:明年项目启动后,再度回访——去西部地区看看这辆车跑到了哪里,把健康的关口,向前移了多少。

本文转载自央视网 2026 年 11 月 9 日报道《把CT“搬”上车,开到西部去——飞利浦移动CT公益项目背后的医疗可及性探索》(记者:周瀚石、胡悦)。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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